中国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

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有人统计，一个国家平均在建国后30年之内获得首枚诺贝尔奖牌，而新中国建立已50年，却至今与此项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无缘。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询问：什么时候中国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难道是中国人真的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任何一个学科，包括经济学在内，本质上都是一个以现实为蓝图，以其创立者赋予的方式而存在的符号体系，它构成一个建立于理念世界的王国。这个理念王国的产生、发展与世俗世界的发展几乎完全相似，“混沌”初开→形成社会→诸侯林立→三足鼎立→实现一统。在这个王国中，以其理论核心为主体，发展出不同的学科门类，它们都构成这个王国的某个特殊领域，这些领域则被一个或一群在世或已故的权威所占据。一个学者要想在这个王国中拥有一席之地，无非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对前人的学习而精通大部分甚至全部学说，使自己的“功夫”鹤立鸡群，使原有理论具有更加成熟的形式，从而超越所有现代人，使自己成为学术权威；另一个途径则是独辟溪径，超越前人，或者开拓新的地盘，或者使自己攀上新的高度。前一种人很可能成为世俗经济学界的领袖人物，引导甚至左右着经济学的现实活动。然而经济学的历史却总是由后一种人写成的，两者的本质不同是：前者仅仅超越现代人，而后者则超越前人；前者修饰“家园”，而后者则开辟“新地”。诺贝尔奖属于后者——那些书写历史的人。所以，很可能某个经济学家，在学术领域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各类头衔并代表着当代国际某一领域最高水平却与诺贝尔奖无缘；而一个看上去似乎理论功夫并非无可挑剔的人，只因一篇小文、一个方程却得了奖，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诺贝尔奖青睐那些开拓“疆土”的勇士，而不是学富五车的智者。所以，相对于其他学科，中国人是否更“难”获得经济学奖，决定于在经济学这个领域里进行“开拓”的“难易”。当然，任何开拓“疆土”的工作都不是轻易可以完成的，“难易”只是相对而言。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人离某个学术的国际前沿越近，也就越具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所以，人们把目光投到了物理、化学，尤其是生物医学方面，因为看上去，在这些领域，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些发言权，距离世界学术前沿相对较近。而在经济学领域，我们的发言权则微乎其微，有实力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发表文章的中国人少得可怜，更不用说诺贝尔奖折桂！

然而当谈及中国与国际的“差距”时，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门学科本身在当代的发展水平。事实上，获得诺贝尔奖的“难易”程度不仅决定与我们与世界水平的距离究竟有多远，还决定于这门学科成熟的程度。换句话说，一门学科越是成熟，越是统一，获得进展就越是困难；相反，一门处于形成中的学科，则总是给人以更多的机会，因为那里有更大、更广的未知“土地”等待人们去探索和“开垦”。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经济学远远地被抛在了后面。现代经济理论，是一个被精美的数学模型包装起来的理论大厦，这对于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十分陌生。对此人们很可能感到茫然，手足无措，于是产生了两种极端情绪：俯首称臣自叹不如或一概否定我行我素。我认为，自然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因为我们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理论面前，我们大可不必感到自卑，富丽堂皇的数学表象掩盖了其哲学底蕴的贫乏。当这个数学大厦的营造者为其精美的作品所陶醉时，他们也不知不觉中迷失了方向。不能说从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哲学没有任何发展，但这种发展却都不足以将西方经济学带向一个新的高度，换句话说，西方经济学近百年来除数学以外的成就，都没有发生于其哲学基础的至高点上。这是现代经济学面临危机的本质所在，同时也是上帝赐予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良机。

现代经济学面临危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对我们而言，这恰恰是最好的进入机会。现代经济学的危机不在于其技术细节，而在于其哲学层次，即它的方向性；谁能认清方向，为现代经济学找到出路，谁就有可能引领世界潮流。